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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与主流媒体 发布日期:2018-01-08 浏览次数: 字体:[ ]

突发公共事件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,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难以避免。因而,能否处理好突发公共事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,是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考验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对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考验。
 
  一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特殊作用
 
  按照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的规定,突发公共事件共分为四类: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灾难以及社会安全事件。
 
  上述四类情况,有的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造成的,有的属于政策和工作等人为因素造成的,有的是自然和人为因素相互交织、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但不论何种因素作用,突发公共事件最显著的特征是公共性,也就是涉及公众利益、公众安全、公众情绪等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目的在于,尽可能减少对社会生活的危害和对公共生活的负面影响,使危机得以缓解,矛盾得以化解,局面得到控制。
 
  现阶段,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有几个显著特征。一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突发公共事件呈正相关系。也就是说,运动的速度可能加大风险系数。比如,车辆的增加和提速自然会提高各种事故发生的几率。二是在社会变革时期,利益关系十分复杂,利益诉求多种多样,社会矛盾相对集中。因而产生矛盾和摩擦的可能性增加,有时甚至引发群体事件。三是在一个开放舆论的空间,突发公共事件通过媒体的传播,会呈现出放大效应。
 
 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,是社会协调行动的一个系统工程,其中包括政府多个职能部门,比如公安、抢险、财政、物资、通信等。事实上,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应对,完成所有任务。
 
  处置这类事件,我们还缺少经验,主要问题是缺少总体统筹、系统保障。我们在经过非典之后,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,把社会管理提上日程并纳入科学发展轨道。当然,在信息化时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,媒体作用日益显著,使命更加特殊。这基于几个理由:一是局部事件可能演变为全局性事件。二是具体事件可能演变成政治性事件。三是涉外事件可能强烈影响国内局势,而内部事务又可能演变为涉外问题。四是一般问题可演变为对抗事件。
 
  总之,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情况下,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一项多方面、多部门的联合行动。一方面,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协调联动,另一方面,需要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引导舆论、疏导公众,赢得话语权、掌握主动权,为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这样才能疏导情绪、减少对抗、减少次生灾害,维护社会稳定,确保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依法有序进行。
 
  二、对新闻发布制度的认识
 
  新闻发布是政府的一项正常工作。善于和媒体、记者打交道,是政府官员应具备的职业能力。在现代社会,信息公开是原则,不公开是例外,凡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信息和突发公共事件,都应该也必须及时加以披露。近年来,我们已经很重视信息公开的问题,但由于认识滞后,制度不健全,行动缺乏自觉,往往反应迟钝,造成工作被动。
 
  第一,有的地方和部门对"正面宣传"的理解比较狭隘,见到敏感问题和突发公共事件,本能的反应是回避,理由是怕造成负面影响。其实,有无负面影响,并不在于是否发布信息,而在于事件本身。发布或不发布,不会改变事件的性质。像"5•12"汶川大地震,正是由于及时发布信息才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,迅速形成抗震救灾的强大合力。有时恰恰是不发布、迟发布或不完整发布,倒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,负面影响数倍放大,被炒作成比突发公共事件本身更大的热点新闻。因为不及时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,往往会演变成政府公信力问题。
 
  第二,有的地方和部门重处理、轻发布,通常是等事情有了妥善的处置后,才发布信息。这似乎不无道理,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,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未必总是和工作进程相一致。新闻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。火车相撞是事实,相撞原因也是事实;发生爆炸是事实,发生爆炸的原因也是事实。过程是新闻,结论也是新闻,不能因为原因不详,处理未果而避开前一个事实。正确的办法是,突发公共事件要立即报,背景原因要及时报,反思教训要慎重报。事件信息应随着事件的展开而不断滚动播报。这不会妨碍对事件的处置,反而有利于稳定人心,有利于工作的推进。
 
  第三,有的地方和部门虽然也发布信息,但闪烁其词,话焉不详,使人感到不够坦率,刻意回避。这可能和热衷报喜不报忧的心态有关。这样非但不能正视听、消疑虑,反而使人感觉"其中必有隐情",陷入"不说倒还清楚,越说就越糊涂"的窘境。一般来说,除非确有保密要求,信息披露应当尽可能具体、翔实,切忌使用概念化语言甚至"外交辞令"。基本情况、背景原因以及姓名、年龄、地址、身份这些都是有效信息,没有这些信息就不能构成完整的新闻。
 
  经验告诉我们,大路不通,小道必兴。信息不能及时发布,人们就必然产生各种猜测,各种传闻、谣言、猜想就会快速滋生,并通过非正常渠道迅速传播。信息传播具有"首因效应",当谣言满天飞时再不得已地去辟谣,就已经陷入被动了,因而就失去了引导舆论的主动权。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,辩诬和辟谣总是被动和尴尬的。更重要的是,在现代社会,一旦人们感到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得不到尊重,就会本能地产生反感和对立情绪。这足以损害政府的形象,甚至危害社会的和谐和稳定。
 
  总之,信誉是最可贵的资源。人们可以理解灾难和事故的发生,却无法容忍隐瞒。前者是工作问题,后者是诚信问题,性质是不同的。政府和公众对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的理解并非总是一致,公众基于对政府愈益增强的监督意识,对信息发布格外挑剔,认为有关部门总是有意大事化小;而政府方面则认为,必须充分考虑信息所产生的连锁反应,竭力小事化了。积以时日,这种思路势必加剧两方面对立情绪:公众对政府大多采取"有错推定"的态度,而政府对公众总觉得是"知道越少越好"。
 
  三、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责任
 
  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、话语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。"四权"是公民应有的权利,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。人们应该知道突发公共事件对他们的人身安全、财产利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,食物是否合格,环境是否安全。只有知情,才能有更加积极的参与和监督;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,才有可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应对危机;也只有倾听民意,择善而从,才能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。在这方面,媒体是一个现实的载体,没有媒体参与,"四权"也就无从识起。
 
  要站在社会稳定的大局上考虑问题。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,这是正常的。但并非各种议论都是符合实际的,因而舆论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越是在情况复杂的时候,越是在危急时刻,媒体越要统一思想,维护大局,一切以国家稳定、社会团结为重,旗帜鲜明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、政策。
 
  报道应有利于化解矛盾、平息事态、解决问题。媒体各有特点,报道各有侧重,这是新闻报道自身的规律。即使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,也不可能千篇一律。但有一条必须遵循,就是我们的报道要使事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要有责任意识,既要客观真实,更要理性务实,绝不能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添油加醋,也不能因发行量和收视率而放弃社会责任。
 
  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。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是一个政治性、政策性很强的工作。西方媒体往往抓住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借题发挥、大做文章,或转移公众注意力,或混淆问题的性质,达到其政治目的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,切不可忽视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政治性。经验告诉我们,突发公共事件不是都具有政治性,但不同的解读往往有明显的政治倾向。因此,我们要对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年轻的记者加强教育,使之能够自觉地从政治的高度认识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极端敏感性,增强政治意识。
 
  总之,如何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,都有摄像机,都有信息发布平台的情势下赢得舆论的主动权,我们的认识和工作都还有很多不适应之处。提高能力去适应环境,我们就主动;要求环境去适应能力,我们难免被动。我们当然要坚持团结鼓劲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,当然要充分地估计到信息发布可能产生的种种效应,当然要担负起维护稳定,促进和谐的责任。但如何全面理解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,如何达到团结鼓劲的目的,如何避免新闻宣传的负面效应,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在信息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,放在以人为本、注重民生的执政理念之下,放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之下,认真加以审视。(文/米博华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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